为什么清史还没修出来?

因为清史是史学界目前最混沌的深水区

最高超的笔法，最严谨的考究，最具体的事实。这三个东西之间，清史只能占两个。

如果你采用团结史观，清史不好修，即使是前三十年教科书经常提到的“满汉民族矛盾”甚至都说的保守了。因为清朝的民族矛盾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各族人民各自不同的矛盾，另一个是各族人民集中于一个民族的矛盾。清朝初年的时候，统治集团对于蒙古各族各部落的大屠杀不亚于其对汉族的压迫。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滇西的回民军竟然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遥相呼应太平军。这些要是都算成民族融合，那未免属于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塔学版地狱笑话了。

具体来说，如果满清入侵是民族融合，同理成化犁庭也应该是民族融合，如果蒙元南下是民族融合，那明朝北伐也是民族融合，如果靖康之变是民族融合，那前面唐朝的都护府就是民族融合中的民族融合，如果吐蕃入侵是民族融合，那汉朝时楼兰古国的消失也是民族融合，你问为什么消失了，“融合”了当然就消失了。

团结史观没有把握住一杆秤，它一味的全面美化东亚土地上各民族的古代交往和战争史，这个史观最大的死角是一些周边国家的天然存在。有些民族是有自己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梁启超之所以塑造国族主义，是因为清朝中期直至晚期，今天所谓的那些单一民族国家都不存在。是谁重新塑造了它们？主要的是苏联。

如果你采用阶级史观，清史不好修，真正的阶级史观其实是强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阶级一定会战胜代表落后的生产力的阶级。”为什么说资产阶级战胜地主阶级，是因为工业生产力战胜了自然经济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带领工人阶级走向历史舞台，同样的，地主阶级战胜了奴隶主阶级，是因为小农工具与蓄力水力战胜了奴隶纯人身的劳动（奴隶不被允许拥有农具）并解放了奴隶阶级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土地。

而满清入关并入主中原这件事，写出《南明史》的顾诚老先生运用阶级史观给出的定性是最好的，总结一下就是，首先满清入关是反动的，它的本质是一个初步封建化的满洲奴隶主贵族军事集团、与明末投降的汉人反动军阀与地主士绅阶级的勾结性入侵。其次满清统治是反动的，它的统治是基于统治阶级中的满清贵族，和中下层阶级中的满清八旗子弟对于各族人民的全面压迫统治。

但由于一些原因，阶级史观不再被提倡，阶级叙事成为末流，阶级观念成为了边际性的话题，很难在今天的时代使用前三十年的史观修史。

如果你采用革命史观，清史不好修。革命史观强调“历史的进步性”，这个“进步性”是以著名的“历史五阶段论”为基础的。在宏观上，是指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之于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之于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之于原始部落的历史五个阶段。在微观上，凡是“落后反动”的东西，即使胜利了，也只能定性为“偶然性的反扑”，凡是“正确光明”的东西，即使失败了，也必须定性为“必然性的曲折”。

那么，满清入关究竟是“反动势力的历史反扑”，还是“进步势力的光明胜利”呢？

如果采用革命史观，表面上的选择与取舍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背后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抉择。

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人说什么话，如果选择了偶然性，那你就站在了“偶然性”上，这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你选择了“必然性”，那你就站在了“必然性”上。那么到底是捏着鼻子承认其反动的偶然，还是腆着脸皮鼓吹其光明的必然，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没听懂，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认为满清入关只是历史反动势力的反扑，是必然发生的一件偶然的事。这是革命史观的说辞之一。如果你认为满清入关是历史光明正义的统一，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必然的事。这是革命史观的说辞之二。

你采用哪个说辞，就反应了你所谓的“革命立场”。

如果你采用民族史观，清史不好修，其实清史是个烂摊子，是一个拖不得又不得不拖的烂摊子。

有两个很关键的节点

一个是常凯申，常凯申时代是首次真正全力打造“五族共和”理念的，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知识点是，最早的惠少也是在前朝时期开始的，而不是本朝。

第二个节点是《清史稿》，北洋政府撰写的这部《清史稿》一边倒的站在了满清的立场上，甚至直呼革命党人为“粤匪”，一股脑的否定和污蔑抹黑了清朝期间很多的农民起义和各族人民的反压迫运动。

导致本朝很尴尬的无从是好。只有两个民族叙事可以采用

1.梁启超国族主义—孙逸仙五族共和（后期）—常凯申大宗族主义（梁启超的加强版、中后期）—至今

2.洪秀全汉民族意识—孙逸仙汉民族主义（前中期）—前朝各路汉民族主义合流—至今

清帝退位诏书里有一个令革命党人想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清室把整个大清的版图全部交出来了，而不是自己宣布自己解体成几块各自分家。

革命党人面临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时间很难处理这个问题。

孙逸仙当时只是其中一派，认为应该解构民族矛盾，大复仇主义要不得。清帝清室可以优待，毕竟历朝历代绝大多数王朝对前朝末代皇帝都是持怀柔态度的，这是个历史传统。其次可以彰显闵果仁慈，统战东北满洲人民。他特意提出“重点杀少数满洲贵族，不要一味仇杀”。

另一派是原教旨的中坚派革命党人，这部分人以纯粹的汉民族主义者为主，他们当初加入革命党时就是奔着单纯的大复仇主义去的。例如蔡元培、秋瑾等人。与秋瑾关系很好的鲁迅在二十年后还专门对线常凯申（常凯申历来力捧元清两朝，直至1957年都在演讲中提到“成吉思汗是种裹军人的第一等模范大英雄”）鲁迅当时还提出就应该把溥仪宰了而不是优待。

当然，历史最终的结果是逸仙以丰厚的民主理论和个人威望战胜了后者一派的观点。

但问题就在于，无论是逸仙派还是复仇派，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前后根本没有人把这个烂摊子史书给实打实的修出来，这是事实。烫手山芋一直往后扔，就扔到了今天。

总得来说，我个人的意见是可以“不修”清史

前前朝的史书由前朝负责，前朝没修完那是前朝的问题

不修清史这一点，本身也可以表达自己对前前朝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一定立场。

最后，修清史可以外包给民间，民间方面谁爱修谁修，可以出几批资金让十几批史学家写，最后哪个相对来说呼声最高，就采用哪个。

这样既体现了人民史观，又表达了革命立场，还反应了民族意识。何乐而不为哉。

有人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这个观点固然没错，可是正是因为它是大事，所以需要一个最大公约数，不同的史观会受到不同群体的反对。团结史观模糊民族矛盾，阶级史观激化阶级矛盾，民族史观激化民族矛盾。革命史观也有不同的立场，你定义谁是革命的，就必须定义另一方是反革命的，而你占的那个立场自然就得是你眼中的“革命”了。

如果时代回到前三十年，我想会优先采用阶级史观和革命史观。

如果回到辛亥革命，我想会优先采用民族史观和革命史观。

但修史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没有迅速的修清史成功，就是因为一个相当大的阻力是来自于民族史观的，站在纯粹的汉民族史观上，这个史就修不成。除非再学一遍朱元璋，昔日可以捏着鼻子认了前元，后日又捏着鼻子认了前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史不可能是纯民族史观。民族史观本身就否定清史。

后来北洋政府修了《清史稿》，之所以叫《清史稿》而不是《清史》，是因为这个历史产物、它有几大缺点，第一个是站在了反辛亥革命、反农民起义的立场上，第二个是它存在大量的历史细节的疏漏或错误，毕竟不是最终的完成版嘛。第三个是北洋政府自身的合法性，本朝并不直接认可北洋是前朝。

综合性的导致，本朝在面临修清史的问题时，把前面一锅粥的问题一个不漏的全部都接手了下来。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不认清朝，有些人认，有些人认为它进步，有些人认为它反动。

是迅速一锤定音，还是等时代新变局诞生后运用一个新的史观来写，唯有这两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