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说

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杀死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马克思说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说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借用这个意思，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

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蒙元灭宋，满清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的好梦。

孙中山说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人心思汉，无意亡胡。我们的目的就是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鲁迅说

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郭沫若说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翦伯赞说

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

吴晗说

300年前，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虽有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瞿式耜等一些代表民族正气的人们，却都无补于国家的沦灭，民族的被奴役。

钱穆说

华夏复兴文摘

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一道闪电

第一、征服期时的性质。

明和后金（以后的满洲）在明末是两个互不隶属的民族国家

华夏民族：自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信仰中华文化的民族。 古代国家认同是以民族和文化为标准的，不以地域做为标准。古代国家疆界是不断变化的，存在着大量的游牧民族国家，还有迁徙、流浪国家，难以用版图来明确国家和民族 。但民族认同是不会变化的，是以民族认同组织国家。 如果按地域标准来判断，那么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不可能灭亡了，就无法解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灭亡的事实。

一、明、清两国的相互承认。

虽然历史上女真人接受过中原政府的管辖， 但是在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其民族性同华夏民族迥然不同，也不受中国的册封和保护。这对于明来说是非法的是分裂中国的行为，明朝对于努尔哈赤的叛乱，派兵平乱，这就是萨尔浒之战（现在史学界却颠倒黑白！不认为明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是反分裂的正义战争）。但是自从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朝对辽东一步步失控。到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大明对那儿失去了实际控制权。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两国并立。这种情况类似于越南从明朝独立出去，这是没有办法的结果，不是你想否认就可以办到的,更何况努尔哈赤父子几乎把辽东汉人都杀光了，明朝失去保护国民的责任了。

明朝和满清两国在法理上的相互认定源自崇祯皇帝曾派密使去和满清皇帝皇太极的媾和，在满洲人的《天聪实录稿》中就有如下文字：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虽然媾和未成，但是实际上已经承认满清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到了南明史可法已经派使节与满清谈判，史可法递交多尔衮书信称呼就是：“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而满清政权早就要求明朝确认其国家的存在了,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这种性质又和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不同，比如三国时期。分裂时期虽然各国都自称皇帝，但是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有相同的民族意识，相同的意识形态，都是中国人，都认为民族处于分裂状态。就如同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鉴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汉贼不两立”，都想要“一统天下”。各方都要求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所以从没有类似越南、朝鲜一样的要求真正去独立而是想方设法的去完成统一。

如果认为满清入关不是侵略，那么就必然认为独立后的越南、朝鲜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占领中国也不是侵略。这是领土中心主义在作怪。按这种历史观，如果满清打不进来，或者只打进一半，则满清对明的性质就算是侵略了？

满清入关时，明末士人的看法，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亡国而说亡国和亡天下，亡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当时的明末社会，国家已非一家一姓所有，所以不提亡社稷，而说亡国，进而不提亡国，而说亡天下，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被灭亡，而是文明被野蛮战胜，是文明被毁灭，天崩地坼，率兽食人，从此人沦为“禽兽”。 真是痛入骨髓。

那么满清皇帝自己又是怎样认为呢？ 参见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二、朝鲜、日 本 等东方人的看法（转）

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清国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而对“大清”，确始终没有一点好感。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一个曾经到过北 京 、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日 本 ：满清入侵中国，日 本 人的第一反应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日 本 文人说，感谢大风，让元朝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

日 本 从此干脆称中国为支那。日 本 、朝鲜都不愿意再称中国为中国。

三、当时的西方人、马克思等名人的看法

对于民族国家概念最有发言权的当时的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明和清（鞑靼）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国家。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 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

马戛尔尼称满清皇帝是鞑靼皇帝。

马克思的看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人推翻满洲政府的革命（太平天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

他说的中国人要推翻满洲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或者清政府。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 ”

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满洲鞑靼人和中国人并列，当然是指两个国家民族。

“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洲人实行排外的政策。

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 京 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满洲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

这里很明显马克思把鞑靼人（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了。

四、现代中国人、伟人和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看法

毛泽东:“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

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郭沫若说：“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

郭沫若还说：“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范文澜说：“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抗满力量不能团结，小人排斥正人，争权夺利。汉奸的穷凶极恶”《中国历史简编》2002年版

翦伯赞曾经说：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

吴晗所著《300年前的历史教训》摘要：

“300年前，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虽有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瞿式耜等一些代表民族正气的人们，却都无补于国家的沦灭，民族的被奴役。”

在清代民间，人民群众早就杨家将、岳飞等人搬上舞台，颂扬其民族英雄抵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

满洲族入关前中国人地位问题，不能因为历史上某时刻满洲先世服从中国约束，所以此后所有时期满洲先世及满洲都属于中国人。如果这样的道理能够成立，那么今天的蒙古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宗主国之一了。没有永恒不变的领土，只有永恒不变的实力。中国历史，自古至今不是天生的56个民族，有的民族加入了中国，也有的脱离了中国，当然也有反复的情况。我们不能因为儿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就承认祖宗也是美国人，爷爷是日本 人，孙子一定也是日 本 人。

建国后由于政治的需要，中国主流史学界才逐渐认为满清和明是兄弟阋墙，其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比比皆是。

第二、执政期时的性质： 一、满洲人的民族认同问题：

“满清是否认同中国人”是打开满清政治的钥匙，本来这个问题是最值得探讨的，关系到满清政权二百年来种种古怪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二百年落后、封闭、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是满清历次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事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民族认同”十八省建国的思想根源。

可是由于“版图中国论”等成为主流意识，这个问题变成了“伪问题”。

一、“黄帝祭祀与尊孔”说明了什么?

满清入关后不久，进行祭祀黄帝和尊孔，自诩为道统和学统的继承人。 一个是祭祀黄帝，另一个是尊孔，是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标志，是历史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以夏变夷”的里程碑。在晚清变革争论中，革命党和改良派还在以用“黄帝纪年”还是孔子纪年争论不休。 可见其作为文化标志的影响之深。这类事件在今天更有独特的意义。使得学者得以提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定义，确认满清统治中国是非“殖民地”统治，不适用“殖民地人民自决决议”，从而使得“反分裂”有了理论依据。这样看来明末人民抗清的血并没有白流。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真人征服中国人的手段的确很高明，详见《警惕“满独”势力再度兴起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灾难》。

满清入关前并不祭祀黄帝，满洲人自创了满语，文化也不同，俨然另立一个民族，不同于中华民族。这说明他们是到中国后才进行文化认同的，黄帝认同和孔子祭祀正是满清的统治的手段。满清皇帝一直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

满清皇帝虽然在入关不久进行“黄帝祭祀与尊孔” 完成向传统的“中国人身份”的转化，但是有其名未必有其实。 这是利用了儒学理论的漏洞，从此用“夷夏之辨”反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理论根据，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柏杨说是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爱做官的心理降服了中国，一笑。） 关于这点的深刻阐述，请参阅朱学勤的《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该文引发的争论。

雍正比较愚蠢，把父辈精心编织的光环一举戳穿。到乾隆时就把《大义觉迷录》统统查抄销毁。满清既然摇摆于认同和不认同之间，或者说本来就是骗局， 满清的中国人身份是无法细究的，任何理论的深入研究都会导致其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是这种政权的必然特性。

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后从此再也不祭祀黄帝，也不再承认是炎黄子孙，改去祭祀日本天皇，身份转变如此容易。历史学家总是漠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参见附录2《溥仪当儿皇帝的事实不容回避》

二、满洲人以“殖民者”身份统治中国

满洲人以类似“殖民者”的身份统治中国,拥有西方殖民者同样的各种特权。

政治特权： 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钱穆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钟麟，核心机构军机处根本不许汉人插手。钱穆说：“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满清政府里的重要官位都以满缺为主，汉人做官必须通过科举。

经济特权：作为满洲人，从一出生就有经济上的优待，按人头发月饷。 旗人兵饷 ：前锋、亲军、护军、弓匠人月4两，骁骑、铜匠 3两，年米48石，步军摧领 人月2两，步军人一两5，年24石，炮手人月2两，年36石。满一人当绿营三人。（范文澜《中国通史》）

法律特权：在司法上满洲人享受“殖民者”种种特权。例如：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凡满人犯罪，地方各级官员均无权过问，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的慎刑司负责处理，这和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不同。

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有人辩解说：满清把国都移到了中原，满清就不是“殖民者”了。这是比较无知的，满清由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出于掠夺和享受的本能当然愿意把国都移到繁华地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观念，满清入关后，大部分满洲人都“从龙入关”，迁都不能说明问题。当年倭寇入侵朝鲜,意图明朝，丰臣秀吉就试图把国都移到大陆。日本侵华关东军也有此打算。满清虽然定都中原，但是和西方殖民者相同的是，树起柳条边，绝不容许“殖民地人民”反向移民到宗主国。

三、民族隔离、羁縻政策。（满清的帝国主义统治）

1、对汉族地区的“帝国主义”统治

非华夏政权统治都有两个特征，其一 部族统治，民族特权。其二 分区隔离，多元式统治。对此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得很清楚。

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