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蜀一把好手，如果真给一个统一的中国给他治理，能到什么水平？

如果你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最怕谁，他们一定异口同声地回答你：周恩来！

“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

周总理面对那些对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部长们时，一向表现得非常严肃、要求很高。

周总理记忆力惊人，对工作认真、负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部长令人惭愧的不佳表现。于是，这自然引起了周恩来对他们的极端不满和对他们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当时，一些部长呈送上来的材料，不乏一些数据性错误。遇到这种情况，周总理会忍不住当众让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一同来面见一同来汇报工作。周恩来总理见了如此阵势，严肃批评说：“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一通：“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一次，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正襟危坐、全力以赴、紧张专注的神情。有这么一位部长在汇报工作时，只是照着材料一个字一句话地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之故，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念错了闹出笑话来。

周总理开始还能强压住内心的火气，提醒说：“不对！看清了再念。”但是，这类似的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也觉察到了，脸红了，眯细眼睛又看着念一遍。再继续下去，情况依然糟糕。“不对！”周总理不满之色溢于形色，很恼火地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然后，周总理随口说出了相应的准确数字。坐在位子上的其他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总理的目光相碰一起。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总理都用目光说明了。随即，这位部长被点名罚了站。

在上面那位部长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紧张得直哆嗦。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起初还有点结结巴巴的，不过，后来越念越顺，而且没被周总理叫停纠正。

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他的目光刚与周恩来总理相遇，总理已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又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找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告一段落。

后来，周恩来总理给这位副部长的汇报作出一个评价说：“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然后，周总理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忙解释道：“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总理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钦佩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