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三和大神都快饿死了，明明无依无靠，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监狱获取活下来的机会呢？

我有一位血缘关系上的堂哥。和我这种客观意义上的孤儿不一样，他一出生就注定是标准的中国式“孤儿”，即留守儿童。

堂哥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留下他和奶奶两个人在农村老家相互作伴，从小被老人溺爱着长大。后来奶奶去世，他的父母也并未把他接到身边，而是送去了城里亲戚家，让他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这家住几年，那家住几年，唯独没到我生父母家住过。

传闻堂哥小时候是一个极其聪明又叛逆调皮的捣蛋鬼，也是同辈中被大人们寄予了最多厚望的小孩，没有之一。但那些特质都随着他奶奶的去世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自从寄宿于城里亲戚家，他的行为逐渐变得乖巧，学习成绩却越来越差，性情也越来越内向。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我听来的。事实上在我十五岁之前，我与堂哥完全是活在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连面都没见过。我们之间真正开始有交集，是在我回国后的第二年。

那一年我刚念完高一，他高考结束，分数只够去专科院校，他父亲（即我血缘关系上的伯伯）打电话问遍三亲六戚，几乎所有长辈都说专科读完也没什么用处，要么复读，要么让他去打工。我的生母也持相同观点。

她听到堂哥的高考分数时，一边唏嘘一边松了口气，一边说堂哥这种自作聪明的孩子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一边在餐桌上给她的孩子们回忆早年他们兄弟妯娌间的恩恩怨怨，听得我食欲全无，心想：果然这世上每一片能够诞生出人类文明的土地，同时也都必然有着独属于自身的疯魔与压抑。

由于我是生下来就被弃养的小孩，在养父母家待了十多年才回来，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把生父母家当作自己的家，长期游离在整个家族之外。

也因此，尽管我前前后后被动地从不同人嘴里听到过许多关于堂哥的事迹，对他无端生出某种同病相怜的亲厚感，但我内心却无比清楚，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有相识相熟的机会，顶多打一两次照面。如同我与生父母家的其他旁系亲戚一样。

意外的是，那年暑假，烈日当空的某一天，我这位堂哥带着两个大收纳箱，从寄宿亲戚家跨越半个城镇来找我。开门见到他时，我一度误以为是快递员。

堂哥和我差不多高，寸头浓眉，眼睛很亮，说话一股文艺气息，笑起来却又露出一口大白牙非常接地气。

他听说我在重点高中念书，猜我一定很爱阅读，就把自己以前从各处淘来的所有纸质书给我打包送过来了，装了满满两大箱，声称我是他唯一的托付之人。他的书单偏向文学性，从霍达到苏童，从张爱玲到福楼拜，从《黄金时代》到《呼啸山庄》，从《平凡的世界》到《野性的呼唤》，另外还有几本珍藏版的日本成人杂志，我后来翻看过，确实活色生香（笑）。

记得那天家里只有我俩，我给他切了西瓜，一块块宛如斧头劈出来一般毫无规则，他一看就知道我从小没碰过家务，主动帮我清理了厨房料理台。

记得那天后来我们还一起用电脑看了部电影，《人在囧途》，也是我看的第一部华语喜剧片，对其中很多笑点都无法理解。堂哥啃着西瓜给我一一解释笑点，我则忍不住质疑电影里的场景，问他：中国的春运真有如此夸张么？

堂哥说这不算夸张了。又自嘲地笑道，也许明年春节我就能体验一次了呢；那一刻我听懂了，他这是决定放弃专科和复读两个选项，要直接进入社会历练了。

记得那一年他十九岁，我十六岁。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聊了许多私人化的东西。和传闻中不一样，堂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健谈有主见的，绝非内向又乖巧的。他可以清晰地表述自己内心的想法，对周围流行的事物有自己的态度，对自身条件与社会现实也有基本准确的把握。我并不担心这样的人未来会过得不如意。

离开时堂哥对我说，你真该去看看周星驰的喜剧片，等你看懂了周星驰，你就长大了。彼时我的确还未欣赏过周星驰的作品，但“长大”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

我早在我从小生长的那片土地就经历过“长大”这回事，在地球上另一个国度完成了“长大”这个人生课题。只是堂哥对此一无所知。

我想他对自己的未来大概也一无所知，尽管他在我面前努力扮演着一个兄长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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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暑假结束，秋天来临，我开学了，听说堂哥也在深圳找到了工作。我们又回到了各自的轨道，平行往前，毫无交叉。

一直到春节，我生父一脉的亲戚们组织了一场大型迁坟祭扫仪式，把直系旁系的所有后代都通知到位了。

出于好奇，我第一次跟着他们回了趟乡村，见到了生父母家的自建房，也见到了百米远处的堂哥家。他家外观装修得颇像独栋别墅，院子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池塘，进了门却又是四合院式的房型设计。

我进去找堂哥时，他正蜷缩在某个房间的一张木床上打游戏，整个人都藏在窗帘后的阴影处。

该如何描摹那个场景？回忆起来好似有无数颗粒感的微尘浮动在阴影之外的阳光下，在那样老旧颓唐的角落里，堂哥与时光仿佛一起凝结了，推门而入的我似乎是唯一的天外来客，打碎了他的平静亦或梦境，穿透了他的衣物皮肤乃至骨骼，碰到了他那无法伪装的灵魂。真是奇妙无比。

当时他一见到我就立刻跳下床，招呼我去前厅吃水果；我原本只想聊几句就走，想着就在床沿坐坐，但他直接把我拉走，说这床别坐，去外面客厅坐。

记忆中他家那张木床非常古典，给予了我某种来自东方审美的冲击；后来才得知那是堂哥的奶奶生前睡过的床，也是她去世时躺着的床。

据说他奶奶是在睡梦中突然走掉的，脑溢血，上了年纪不会用手机，也来不及用手机求救。而那天堂哥正好在镇上网吧通宵玩游戏，回来时床上的老人已经冰冷僵硬了。

听闻至此，我可以想象到他是以怎样的心情蜷缩在那张床上的，也可以模拟出他每每忆及此事的时候有多悲痛、悔恨、自我厌弃。因为我身上背负着与之相似的秘密，所以完全无需调动任何感受力就能产生共鸣。

人这种生物，但凡失去过最爱，就能融会贯通所有个体性的最痛。除非你没有失去过最心爱的东西，或者，你从来就没有过最心爱的东西。

那天我们趴在堂哥家的院子围墙上，边聊天边看外面的池塘，没有荷花，没有蛙鸣，也没有共同的童年回忆，我们凭空建立起一种神秘的羁绊，他称之为血缘的力量，我则称之为孤儿群体的共通性。但我永远不会对他说出这个结论。

就这么两个有着截然不同成长背景的青年人，以故作轻松的语调，谈论着底色相同的心事。说那些往生的魂，到底会不会怪罪我们？又说这些困顿的人，究竟能不能找到出口？还聊到中国九零后这一代人的未来，他们的未来真的存在吗？

印象中那一年堂哥的聊天方式是非常镂空的，言语中有大量形而上的用词，再结合他本人单薄的体格以及送给我的那两箱书籍，使得他在我眼中的形象越来越饱满，几乎与时下流行的文艺青年毫无二致。

而他这个文艺青年的形象，在我心中存在了两年左右，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后再次见到他才被完全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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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夏天，又是一年暑假的尾声。

那阵子我去了趟加州看望养父母家一位病重的亲人，回来时带了一位朋友一起到深圳玩了几天，我们逛展、看海、听演唱会、到处吃喝玩乐。

也许是短暂的热闹过后，突然恢复独自一人很不习惯，总之送朋友离开深圳的那一天，我内心莫名感到很空洞，紧接着想起深圳这座城市其实还有另一个我认识的亲友，那就是堂哥。

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面，我甚至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但很快就通过家里人和他联系上了，我连夜打车从宝安机场到龙华新区去找他。

仍记得那天晚上堂哥见到我时有多高兴，或许他也很久没有和亲友相聚过了。我俩边走边聊，他带我去附近一个购物广场旁边的大排档，说要请我吃他最爱的石锅鱼。

夜晚广场上的灯光扫来扫去，偶尔扫射到露天的大排档，晃得人眼花。晚风极闷，人声嘈杂，面前是热气腾腾的石锅鱼，耳边是堂哥用自豪的语气在说着他进厂打工的经历，从流水线普工做到线长的位置是多么的不容易。

以前我从未打探过他具体做什么工作，只听说是在电子厂上班，管吃管住，轻松稳定。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人一进去就宛如被关在盒子里，每天一站就是十来个小时，而车间里的噪音程度可不是大排档能够比得了的。

堂哥说他以前上学时在网吧里打游戏把手速练出来了，出来工作组装元件就特别快，快到什么程度呢？一次都没被骂过，而且很快就从普工爬到线长的位置了。

他这么一描述，我对他的工作就有了具象的概念，但亲耳听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为他的身体感到担忧。

要知道，堂哥很清瘦，脸颊上的颧骨耸立得有点突兀，而工厂流水线最令人难捱的除了枯燥和重复之外，大概就是超乎一般蓝领工作的辛苦程度了。

我问他身体撑不撑得住；他说再拼几年没问题，我还要升到组长呢，攒够了本就回老家开个大排档，到时候天天请你吃石锅鱼。

听完我当场摆手，笑着说别，天天吃鱼那是会腻的；他却夹起一块鱼片说，我怎么觉得我一直就吃不腻呢？我能吃它一辈子。

当时堂哥脸上的神情、话语间对鱼片的食欲以及眼中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无一不让我联想到他本人爱看的《黄金时代》。王小波在那本书里说他二十一岁时「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真巧，那一年堂哥也正好二十一岁。是否每个人一生中都曾有过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被锤倒的幻觉？如果这幻觉可以维持到生命的尽头就好了。

后来石锅鱼没吃完，啤酒我们倒是喝了好几打。堂哥喝多了就开始跟我吹水，这大概也是他平时最熟悉的放松模式：下了班拉几个人喝点酒、吹吹牛、开怀大笑，日子里的疲惫感才能够被好好地藏起来。

总之那一年，曾经在我眼中实打实的文艺青年，已经褪去了最后一丝悬浮的书生气，谈论的话题落到了实地，从生活开销到八卦猎奇，聊他厂里面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以及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小领导，还有他对未来人生的各种美好设想与规划。

只是结账买单的时候，他又突然对我自嘲道：我做的这份工作，升到顶头也就是个车间课长，好像再怎样努力也无法出人头地，所以你要把书读下去，以后不要像我这样。

我笑他喝多了，做人不是非要出人头地。我心里还在想，学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避免成为廉价劳动力。人如果出于恐惧而学习，那么人也只能学会恐惧，甚至是更为深刻而长久的恐惧。

即便多年后的今天我早已明白：原来恐惧才是东方这片大地的基础驱动力。这里的人从上学、工作、结婚到养育、退休、养老，一直都处于恐惧状态，放松休闲仿若犯罪，更别提什么探索人生和实现自我价值。

可惜当年的我却无法理解堂哥，他那种由最原始的恐惧滋生出来的攀比和焦虑，并不是他个体性的选择，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缺陷，多少还与封建文化有所关联。

而他们害怕的是什么？是一辈子无法出人头地，是沦为所谓的人下人。所以无论身在何处，位于何种圈层，人人都在有意无意地比较，好像唯有通过比较才能确定自己的价值一样，好像唯有成为传说中的人上人才不枉此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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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再次与堂哥联系，是我念本科第一年的寒假。

当时我为了筹措一笔线下活动的经费，跑去深圳当了半个多月的家教。堂哥不知从何得知这一消息，很快给我来电话，邀请我去他那边玩几天。

他仍住在龙华区，不过已经从厂里宿舍搬出来了，在工厂附近租了间房，还谈了个女朋友，俩人是同事，天天一起上下班，一起买菜做饭省钱攒钱，日子过得平淡又充实。“最重要的是有盼头”——堂哥在电话里如此说。

那段时间我天天给两个初中小朋友辅导功课，同时忙着细化落地我的活动方案，因此一再推迟了与堂哥相聚的时间，却没想到，推着推着就等来了他和女朋友分手的消息。

据说，只是据说哈，据说他们是和平分手，但显然真实情况是堂哥被出轨了。

深夜里他给我打电话，痛哭又痛骂，喝多了的人似乎无意识地捡起了他曾经惯用的那些文邹邹的词汇，他说生命正如同张爱玲笔下那一袭华美的袍，爱情也他妈是个袍！而命运便是爬在上面的虱子。起初只有一只，他并不觉得碍事；最后密密麻麻，他就完全麻木了。

他问我，你知道最煎熬的就是中间虱子逐渐增多的那个过程吗？我觉得越来越痒，自己越来越脏，但我决不能脱下这一身衣袍，只能跟它一块腐烂。我以为她就是玩玩，就图个被人跪舔的虚荣，最后会回心转意的，可她把人带我们家里来……我真是个傻逼！

在电话另一端充当着合格倾听者的我，一边试图理清他话里行间的逻辑，一边忍不住心想：生命或许是爬满虱子的袍，容不得你想脱就脱，但爱情可不是。爱情里一旦出现虱子，立刻脱掉这袭袍就好了。

遗憾的是，人总是感性的，视野总是受限的，信仰总是匮乏的。对许多人的某段岁月而言，情伤也是一种伤。傻逼么，迟早都要当上一回的。

总之那一年堂哥很受伤，分手的第二天就决定搬回工厂宿舍。我抽空过去帮他一起搬家，终于见到了他们的租房。

房子在六楼，电梯是没有的，一房一厅一卫，紧凑但干净，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电风扇。房间窗户一打开就是对面租房的房间窗户，往上看是老旧交织的电缆线，把天空切割成好几块，夺走了所有的美感。

我探着脑袋往上看天空时，堂哥让我别看了，又打算带我去那间广场大排档吃石锅鱼。他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石锅鱼解决不了的，不行就两顿；我说这世上好女孩多的是，不行我们就换坏女人。他回以哈哈大笑，以此掩饰头戴绿帽的心酸。

去往广场的路上，经过一个小公园，大白天的公共长椅上竟然躺满了人，大多还都带着行李。我频频侧目，盯着长椅上的流浪汉们看；堂哥说龙华有很多这样的人，都是外地来找工作的，不想花钱住宾馆，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工作离开这里。

听说他刚来深圳时也这样，什么活儿都看不上，就想等到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后来被黑心中介骗了一次就长教训了，老老实实进厂从流水线做起，拿到第一笔工资之后就出来吃了顿石锅鱼。

“赚大钱的机会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人？”——吃鱼的时候堂哥如此感慨道。我心里想的却是：难怪他对石锅鱼如此偏爱。

说白了，谁也不是生来就想把自己定义在廉价劳动力这个位置的，要知道，机械重复又劳累的工作很容易从根上腐蚀一个人的精神。你可以心怀梦想短暂地脚踏实地，也可以认清现实安心地苦中作乐，但就是不能被日复一日的流水线作业永久地禁锢，不能痛苦却又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屠刀挥下。

这样一眼望到尽头的人生其实是被诅咒的命运，潮湿会从骨缝里晕染开来，浸透贯穿人之一生，使人活到头也活不出个所以然来。

好在那一年堂哥即便失恋了，但他仍有一个开大排档的盼头。

我发自内心为他感到开心，知道么，希望这种东西远比爱情重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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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的三两年内，为了处理个人事务，我常在周末往返奔波于深圳、香港和广州这三个城市之间。

有好几回在深圳短暂逗留时，我都会想起堂哥；但每次约他出来小聚，他都很不巧地正在加班。他说工作可以令人忘记情伤，我说那就祝你得偿所愿。

闲暇时我独自把观澜美术馆看遍，发现龙华新区的廉价劳动力依然保持着喷涌的趋势，工厂的大门却正在对这个庞大的市场缓缓关上，供过于求带来的直接现象就是躺在附近公园长椅的流浪汉越来越多了，间接现象是工厂附近的工作快餐换台率明显下降。

后来某天接到堂哥的电话，说他终于从线长升为组长了，问我还在不在深圳，一起去搓顿石锅鱼。我在电话里恭喜他，只可惜当时我已经离开深圳了。

我们约好下次一定要把这顿石锅鱼给补上，但更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也没能补上。

堂哥升职没过多久，他母亲确诊食管癌，手术和化疗一通折磨下来，捡回了命，耗光了他父母几乎所有的积蓄。

由于太过突然，这个消息在我生父那边的亲戚圈子里引发震荡，大家纷纷探病自发给钱，连我这个游离在边缘的人都通过别人转了笔钱过去，但全都被他那位一生看重自尊的父亲拒收了。

而在他母亲出院之后，他父亲也不能再工作了。一是需要照顾妻子，二是年龄严重超龄，大多数依靠体力的岗位都不敢用他。

于是这对出走了大半辈子的夫妻，在上一辈老人去世、下一辈孩子也离开之后，才终于回到他们老家，回到那栋装修富丽的庞然四合院里，开启抗癌模式的生活。从此以后，外出务工养家的角色就换成了他们的儿子。

把他一家的时间线拉长来看，真的极其荒谬。所以我深以为堂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孤儿。而这样的“孤儿”，在这片土地的过去二十年间都保持着千万级别的人数，一直到去年才降至百万计，九百多万。

那年春节我刚好从本科退学出来，暂住于生父母家。堂哥和他父亲一起带他母亲去医院做化疗，顺路来走亲戚，五六年没见，他父亲的头发竟已全白了。而他本人搞了个大络腮胡，配上他单薄的体格，整个人显得沧桑又颓废。

我们在阳台单独聊了一会儿，从前不抽烟的他变得烟不离手，告诉我再过两年他就辞职回县城开大排档，地方都看好了，离他父母老家只有几十公里，有事也方便照顾。

我认可他的规划，只是提醒他要提前做市场调研，毕竟餐饮业到处是坑，而男人总是格外热衷于做餐饮。他说记下了，到时候拉另一位懂行的朋友入伙。又问我为什么大学读得好好的要退学？

记得我当时笑了笑，没回答，把话题兜回他身上。避而不谈的原因不是不能和他谈，实在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困境。我的困境并不源自于这片土地，我的困境是另一个文明造就的癫狂，需要用另一种话语体系去讲述。

就像在流水线上不断升职也无法解决堂哥的困境一样，接受再多人类教育同样也无法解决我的困境。

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对于自己什么时候该匍匐前进、什么时候该挣脱离开、什么时候又该另寻他路，全都想得非常明白，做选择时才不会有一丝惶惑，如同死亡一般的平静。

而堂哥自始至终是生机勃勃的，尽管他惶惑地站在黑暗里，恐惧着命运的屠刀挥下，很想逃也逃不掉，但他总归是比我更有生气的。

那是2018年年初，也是截至今日为止，我们最后一次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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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工作的第三年，小外甥生日那天我正好出差路过生父母家附近，顺路回去给小孩儿送了个礼物。

客厅桌上放着两盘切好了的西瓜，准备切蛋糕之前，我用遥控器搜索影片，试图找到一部合家欢的喜剧片。大家围坐在沙发上七嘴八舌地给出看片建议，期间生母有个微信语音电话进来，铃声很大，打断了众人的欢闹。

电话里是堂哥的声音，他在跟我生母解释为什么他的微信无法接受转账，以及为什么不能把钱直接转到他本人的银行账户而要转给另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至于到底是什么钱，听着听着我就听明白了。起因是前段时间堂哥和朋友合伙开店，钱投进去了，他却被坑了。一时找不到工作，又不敢告诉他那好面子的父亲以及顽强抗癌的母亲，紧接着他借了网贷周转，然后被网贷套牢了，把能借钱的人都借了一遍，最后借到了我生母这里。

当时我靠着沙发扶手，视线所及之处是水果盘上一块块切得无比均匀的西瓜，我想起很多年前堂哥拖着两箱子书来找我的那个夏天，我给他切了不规则状的西瓜；他说你该去看看周星驰的作品，看懂了你就会长大。

还想起堂哥高考出分的那天，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他这种自作聪明的人不会有什么出息。而现在他正跟这个人开口借钱，这个人甚至是他的长辈。

坦白而言，那年夏天之后，我依然一直没去欣赏过周星驰的喜剧片，因为我不认为自己真的可以通过几部电影就能理解这个国度里所谓的“长大”。

成长是一个多么残忍的课题。一个人的心智要历经多少摔打与磨练，才能将天真与幻觉全都藏起来，乃至于从自己身上完全剥离掉。

没有人能狂妄自大到仅仅用几部喜剧片就去理解透一片土地的文明，我尤其不能。即便我是真的长大了，可我的成长模式却永远不属于此处。

那天他们结束通话后，我追问了一下堂哥的现状；生母说他就是被酒肉朋友给坑了，不知道具体怎么坑的，反正就是被坑了。现在又回到深圳找工作，他连房租都交不起。

经济下行的年代，像堂哥这样条件配置的人，越是迫切于赚钱，反而越容易被各种坑蒙拐骗。而这个社会有多少和他类似背景的年轻人？我想那数字也是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而计的。

他们之中有的人被朋友坑，有的人跟风买基金，有的人去只懂个概念就去炒币，甚至还有人能被网络杀猪盘绊倒。更别提那些客观存在的难题了，失业、房贷、疾病，随便拎出一项都能压倒一个人。

庆祝完小外甥的生日，上车离开前我给生母转了五千，让她以后别收堂哥的还款了，等日后他不再需要的借钱时候，若想得起来还就收下，若想不起来还就算了。

人活着难免被绊倒，不是发生在过去，就会发生在未来。

我生死之交的发小曾经教会过我一个道理：有时候人就是需要有人来拉一把的。对此我很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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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多，听闻堂哥从最落魄的状态回归到一个稍微正常的状态——干一阵歇一阵，终于不用到处借钱维生了。

期间他陆陆续续把借了我生母的五千块还上了，还在亲戚的介绍下和一位姑娘相亲恋爱，差一点就做了别人的上门女婿。也许是他骨子里就追求爱情，所以在与对方订婚前忽然反悔了。又独自回到深圳去找工作，租的房子从单人间倒退至多人间。

堂哥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了亲戚们谈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就连我这种平时不和亲生家庭联系以及不爱听八卦的人，也总能从别人口中莫名其妙听到他的消息。说他懒汉，说他自甘堕落，说他不求上进，说他人就这么废了。

我蛮好奇人们口中的“废了”到底是什么标准，于是七弯八绕地加上堂哥的微信，问他能否和我视频；过了半天才得到他的回复，紧接着一个视频电话进来。

该怎样形容在视频里再见到堂哥的感受呢？他更瘦了，络腮胡没了，身后的墙壁挂着一张旧照片，是他奶奶生前和他的合照；他睡在下铺，周围的物品简单又干净，只有眼底的血丝出卖了他的真实状态，那是日夜颠倒造成的面貌。

视频聊天过程中，他依旧健谈，和我说着他的工作与生活、认知上发生的变化、最近认识的几位老哥，以及龙华已经不是以前的龙华了。唯独不再和我聊未来。

他说你知道吗，三和人才招聘市场已经改成了一个叫什么奋斗青春的广场了；

他说我们这样也不是坏人吧？因为坏人混不到我们这种地步的。坏人还能过得比我们更好呢，你信不信？

他说做日结工也挺好，累时累死，躺下来就无忧无虑了，什么都不用想，不用考虑以后，很好的。

他说我知道家里很多人在说我怎样怎样不好，但我就是这样活着，现在就只想这样活着，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就想这样子，什么都不用去思考。

和往常屈指可数的聊天一样，依然是他健谈，我安静地倾听。从他的话语之间，我知道了深圳有五毛钱一个的大馒头，知道了烂尾楼有很多架着摄像机拍他们这个群体的网络主播们，知道了现在大城市的日结工市场也已经供不应求了，还知道了龙华那一带的公园里很多流浪汉在违规卖血。

一直到他聊得打呵欠了，我才问他有没有意愿来我这边做份工作，就从食堂厨师做起，给我们食堂来点深圳大排档石锅鱼的震撼，怎样？

大概反应了好几秒，视频里的堂哥才笑了起来，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说，你还记得我要做大排档呢。

我也笑了。怎么会不记得？那可是一个人全部的希望啊。

虽然他在最好的年华里，只能做一些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最卑微的事，但那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更不是他的错。

人的宿命飘荡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繁华都市的夜风夹杂着刺骨的寒意扑面袭来，夜里他蜷缩着转身，在黑暗中看见逝去的亲人照片，他会想些什么？

有时候一个人自以为长大了，背井离乡辗转飘零，深夜里头把自己剖开一看，还是个小孩。哈！是自己都会被自己吓到的程度。在我看来堂哥就是这样一个人，如若不然，距离他奶奶去世那天，两个轮回都过去了，为何他还在那张木床的阴影下，没走出来过。

那天视频通话结束之前，他回复我说，他要再躺一段时间，但不会一直躺下去的，躺不住了就会来找我。

我只说，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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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真的存在所谓正确的活法吗？生活只有优秀和差劲这两个极端吗？

整个时代在进步，但社会价值的取向反而越来越单一。这片土地窝养出来的通用评判标准就是物质层面上的成功与否、资源层面上的拥有与否以及道德层面上的有意义与否，目前为止我没发现有任何一个圈层的体系能够脱离评判标准来运行的。

这片土地之上，好像没有人能够意识到，人活着并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目的，也并非走任何路径都有彼岸。更多的时候，人类的快乐是通过纯粹的、无用的、毫不功利的事情来得到的。

本质就是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人人平等且自由，大家的大脑里都不该有人为设置的评判标准。

遗憾的是，这个时代腐烂如斯，从来不匮乏物质或欲望，但永远缺少意义和希望。这个社会紧绷如斯，处处充斥着标准与评判，却罕见多元和包容。

对于那一小部分放弃了标准的人，倘若他物质上丰富，无人会议论他；但倘若他物质上贫困，就无可避免会成为异端，被围观评价乃至攻击。这真的很荒唐。

绝大多数人其实终其一生都没能进入到真正的社会历练，没到达过那种举目尽是困境的程度，辨别能力稍低的人到了社会就像是到了一个规模空前巨大、难度系数超高的迷宫，有勇气探索的人少之又少，能迈出脚步跟着人流往前走都已经用尽了力气，活出自我就更需要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坚毅了。

但所有人都喜欢把自己心中标准强加于人，所有人都喜欢评价他人，很有意思对吗？

我一直有一个未经验证的主观感受，那就是所有人都被困在一个大型监牢里，起初有些试图越狱的总是会被抓回来，于是人们逐渐放弃了逃离的幻想，开始在牢房里繁衍后代，形成种种流派的人类文明，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挤压生存空间。因为太专注于生存了，以至于不知何时监牢四面的墙壁早已消失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于人类社会自发组建了一座更为坚固的牢笼。

偶尔有几个人穿过了隐形的墙，狂喜，对仍旧拥挤在里面的人们大喊：快出来快出来！

却无一例外都会得到这么一句回应：你疯了你疯了！

“快出来快出来”；“你疯了你疯了”。

这两句尖叫般的对白，时常出现在我朦胧的梦境里。

有时我会因此而突然惊醒，黎明之际仍能听到一些痛哭呐喊的声音，却握不住任何一只具象的手，更无法将他们从水深火热处托举而出。

我长期为这样抽象的感知付出着更为抽象的代价，那就是发自内心地战栗与悲泣。

多少人预见了自己的命运，却始终没有出逃的勇气。就算有人朝他们伸出手，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惶惑不已，惊恐万状。

多少人终其一生也没看见过真正的星空，他们不知道有些夜幕里，繁星之下没有任何恐惧，不存在人上人或人下人的概念，月光照耀大地，一切生命同沐星辉。

没见过星空的人该如何轻易相信星空的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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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一天，我梦见堂哥拎着大包小包去赶火车，他说你看你看，中国的春运就是这样夸张，我没骗你吧？

他一回头冲我笑，我才惊觉我也在梦中，就站在他身后排队，仍旧穿着我喜欢的风衣和皮靴，戴着黑色口罩和白色围巾，与周围人群格格不入。

梦里的堂哥忽然从兴高采烈变得黯然神伤，他说，我是真的很想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大排档，天天请你吃石锅鱼。

那种发自内心的战栗和悲泣又朝我涌来，使我无法自抑地流泪，我对他说你可以做到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不是你的命运，没有墙壁阻挡你，你快出来！快出来！

这一次我没有听到那句熟悉的“你疯了你疯了”。

火车远去，梦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没有痛苦的尖叫，天地间一片苍茫。

我再度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