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乐死在我国的土地上是违法的？

台湾一名嘴傅达仁，因不堪忍受胰腺癌的长期折磨，在去年6月份于瑞士执行安乐死，最近，其家属将生前执行安乐死时最后的画面进行了公开。

在喝药之前，傅先生问：“一口吞吗？两口可以吗？” 工作人员告诉他药很苦，要越快喝越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要照顾到病人的感受。

最终，在家人的注视下，喝了四口药的他，倒在了儿子的怀里，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在瑞士安乐死的人。

说实话，这个视频给所长很大触动：所有的人都在目睹亲人的死去，安静祥和，就像一次普通的吃药一样。

明知喝了它，不用一会儿，这些坐在面前的亲人，就在黑暗中再也无法相见，所有的色彩、温暖、情感都将不复存在，人世间再也没有自己，化作一抔黄土，漂浮于天地之间。

最后，傅达仁还是笑着对镜头说了一句再见。

看样子这个决定，老先生十分开心。在安乐死执行之前的发布会，他也证实了这一点，由于疾病的折磨，得知能够实施安乐死之后，说自己“无法表达的喜悦”。

在遗言中，他也提及了“喜乐再见”。

安乐死对他来说，应该真的是苦海中的救命稻草，让他面对亲人也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生病的痛苦，可想而知。

不过在说安乐死之前，所长想先说一下死亡。

最新一期《我家那闺女》，所长都要遗忘在角落里的杨紫“爸爸”高亚麟居然出镜了，在面对焦俊艳十分独立前卫的言论时，高亚麟说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父母是挡在我们与死神面前的一道墙，他们怕想做的事情没有时间再去完成。

这原本是《百年孤独》中的一段话，“你和死亡好像隔着什么在看，没有什么感受，父母挡在你们中间，等到他们过世了，你才会直面这些东西，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很抽象的”。

毕竟，没有谁愿意直面死亡，但说句扎心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要面对的那一天。真正让人感到害怕的，是死亡之前的痛苦和失去尊严。

一代佳人邓丽君，是所长心里最早“初恋脸”的样子，1995年于泰国哮喘病发，医院全力抢救，还是没有救回这位风靡亚洲的女星。

梅艳芳患宫颈癌之后，身体控制不住地流血，最后她穿着纸尿裤上台进行告别演唱会，这背后的痛苦，无法想象，最后她身着婚纱在红毯尽头告别的画面，直到现在所长还会红了眼眶。

在30岁的时候，姚贝娜已经被诊断出乳腺癌，只能切除乳房来保命，结果还是没控制住癌细胞转移，33岁时离开人世。

无论健康时有多风光无两、仪态万千，但在病痛与死神面前，众生皆平等，。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遇到真正的无法忍受的痛苦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

《无名之辈》里全身瘫痪的任素汐，请两个笨贼帮助自己自杀。《我不是药神》中王传君不堪病痛折磨，最后只能选择自己上吊。

在大众眼里，一个患上绝症，每天疼到无法入睡的人，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拉屎撒尿都得照顾的人，走上这样一条路是解脱。

也是病入膏肓之人想要体面离开的愿望，成为了安乐死诞生的契机。

西班牙有一部电影叫《深海长眠》，是由一个名叫雷蒙的人真实故事改编。

1967年，雷蒙因跳水事故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之后他便数十年如一日请求政府允许他人协助安乐死，还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但最终都被驳回。

无法看爱人在痛苦中度过余生，雷蒙的女朋友在1998年帮雷蒙服毒自杀，被西班牙警方以协助自杀罪逮捕。之后大约3千名雷蒙的老乡集体自首，声称自己才是协助雷蒙自杀的“真凶”，迫使警方对此事的调查不了了之。

这部影片最后在奥斯卡、威尼斯电影节等斩获各种大奖，也让安乐死在全球引起广泛争议。
很多人都在质问：人们生来不自由，为何死去也不能自由？

中国第一起安乐死事件，可以追溯到1986年，陕西人王明成为自己肝癌晚期的母亲申请并执行了安乐死，自此有关安乐死的问题便开始席卷全国。

当时，王明成与其母亲的主治医师蒲连升被检方提起诉讼，直到1991年，二人才被无罪释放。

（蒲连升）

这里来看，中国的安乐死好像并不算落后于其他国家太多。

但王明成最后能无罪，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妻子，邓颖超。

1988年，也就是王明成案件过去两年的时间，邓颖超致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信中写到“我认为安乐死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

1989年10月，她再次表示“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

但在1991年，邓颖超住进医院，病痛缠身，却没有人敢执行这一嘱托，医生全力抢救，为她延长寿命一年之久，直到1992年，她才溘然长逝。

只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好运气，能让法律对自己手下留情。

1998年，病理学家杰克•科沃基恩因协助130位患者“摆脱痛苦”，以谋杀罪入狱八年半，2007年出狱。

（受审的医生与其自制的死亡机器）

但哪怕在狱中待了八年之久，杰克也丝毫不认为自己当年所作所为是错的，2010年，他出席个人事迹改变的电影《死亡医生》首映礼，依旧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助那些痛不欲生的人们脱离苦海，与“谋杀”风马牛不相及。

（电影中阿尔·帕西诺扮演的科沃基恩）

因为他帮助的都是生不如死的人，那些因为抑郁症想自杀的患者，他一向都是拒绝。对那些痛苦的人来说，杰克不是“死亡医生”，而是天使。

“这个世界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态度非常伪善。”这就是这个倔强偏执的老头的态度。

这句话在所长理解，就是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去追求一种道德清白感，有悖常理。当死亡已经成为定局，人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怎样死去。

但，死亡永远不是一个单纯的话题，有人敢坦然面对，也会有人惧怕自己死去的那一天。

琼瑶的丈夫于2014年给自己的子女写信，内容如下：“一、当我病危的时候，请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来维持我的生命，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里。二、所以，无论是气切、电击、插管、鼻胃管、导尿管……通通不要，让我走得清清爽爽。”

于是琼瑶想要让自己的丈夫不接受治疗，尊重他的想法。而丈夫的子女（非琼瑶所生）却怒斥琼瑶，坚决地为父亲插上鼻管。为此，当年琼瑶饱受骂名。

双方都是爱，对子女来说，他们只是希望父亲活着，哪怕全身是管子，哪怕他深受痛苦，但还是期待有奇迹。

设身处地想一想，若是你的家人身患重病想要安乐死，自己会不会同意，或者再严重一点，自己身患重病，是不是敢于安乐死。

所长曾经打开过遗体捐赠网站，就在填表提交的一瞬间，所长想到死后被人随意翻看，而自己却早已没有知觉，那时候有关死亡的恐惧，直接又真实。

所以，虽然现在很多人想到未来自己生病十分痛苦，想要安乐死。可实际上，大多数病人，即便知道自己会死，还是想着能多活一天是一天。

这是人对生本能的渴望，并不可笑，也不可耻。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容侵犯，公民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只是面对一个植物人，一个瘫痪到没有表达能力的人，一个患病的婴儿，他们到底是想要活下去还是愿意安乐死，旁观者并得不到确切的答案。

这时的安乐死，有没有违反患者个人的意愿，谁也不知道。于是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也就出现。甚至再严重一些，一些谋杀案件也会擦边产生。

2011年，70岁的阿婆因中风患病20多年，被儿子邓某下农药之后死亡，在被逮捕时，邓某声称是按照母亲意愿给其安乐死。

邓某最后在各方帮助之下，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4年，而由此也让人担心，安乐死难免不会成为有些人脱罪的借口。

同样，对于医生而言，救死扶伤还是减轻痛苦，也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例如抢救邓颖超的医生，作为医生，他完成自己的职业要求，却也一定程度上违背患者的意愿。

这又孰是孰非？

其实，每一天每一刻，在这片大地上都有患者主动的或被动放弃治疗，走向死亡。除了死亡的过程痛苦，本质上与安乐死并无区别。

如今，荷兰瑞士等国家已经将安乐死列入合法范围内，从申请到执行有一系列严格的把控，病人申请、医生诊断、签署协议、等待7天、最后实施，整个过程严格又庄重，一个环节不合格，就不会通过。

而且，就这样严格，安乐死在荷兰已经开始失控，7年中，荷兰安乐死人数暴增151%。

中国14亿人口，一旦开放安乐死，的确不堪设想。

这个把“安乐”与“死亡”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词语结合到一起的东西，与它的名字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

人类总说要自由，事实上，到处都是束缚。生死面前，大多数人都身不由己，除了当下，我们没有什么是真真切切能把握得住的。

古人所说“生死有命”，一定程度上，也不无道理。

你对安乐死是什么态度，评论里可以和所长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