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些你知道的冷知识？

1989年 三月三十一日，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一把手会议上强调了全国金融形势的严峻。李贵鲜的讲话指出：目前货币、信贷情况很不乐观，金融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到一九八八年底，银行信贷资金运用总量为一万二千亿，其中，财政透支325亿，财政借款357亿，加银行购买的财政债券等，用于支援财政的资金793亿元，这些资金实际已用于吃饭。到一九八八年底，我国外债余额已达四百亿美元，而全部外汇储备总额只有180.13亿美元。从资金运用情况，不仅存款准备金已经动用，而且一季度中央银行已投入二百亿元，各专业银行的资金已经到了死水位。所以，一些地方银行同志说，一九八八年是难忘的一年，一九八九年则是难过的一年，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治安状况极具恶化

据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一九八八年，全国法院审结的经济犯罪案件达55710件，是建国以来最高的，其中，判处贪污案件被告人8428名，判处受贿案件被告人1584名，判处投机倒把案件被告人1699名，判处走私案件被告人198名。一九八九年至三月份，全国法院又受理了15787件经济犯罪案件。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一九八九年一至三月份，─共立案查处构成犯罪的贪污贿赂案件6433件，上年同期增加16.6％，占立案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总数的71.8％。其中行贿受贿犯罪尤其突出。检察机关共立案1318件，比上年同期增加78.4％。其中查处贪污受贿在万元以上、担任县团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重大案件1338件，涉及县团级以上干部6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58％。

严重的经济犯罪，严重的官员腐败，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恶化。据公安部报告：仅一九八九年第一季度，全国的发案率就达56万起，比一九八五年全年的54万起发案率还多11万起。湖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很有典型性，不妨摘录如下： 今年以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开展整顿社会治安的总体战，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治安形势仍然严峻，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强烈不满！

今年以来，一些群众经常就社会问题来信，或举报凶犯，或发表感慨，字里行间充斥着埋怨、愤慨和不安之情。有些来信说，现在是土匪、强盗、扒子越来越多了，坏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了。过去打了个人都不得了，现在杀个人却好宰只鸡一样；过去土匪抢劫只敢在深山僻壤处抢，现在抢到大城市里，抢到火车、汽车、轮船上来了；绝迹多年的卖淫、嫖娼等都在死灰复燃；至于赌博、争水争地闹纠纷、搞宗族械斗等，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和造成的恶果，都超过了解放以来任何时候。

今年以来刑事、治安案件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何在？公安部门的同志认为，犯罪分子作案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图财。据统计，这类大案占全部大案的81％。导致图财案件猛增的具体原因，一是现金管理失控，钞票满天飞；二是高消费生活方式的刺激诱发一部份人走上非法谋财的道路；三是一些单位内部安全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落实；四是破案率不高，打击处理也不及时。全省一季度重特案破案率为73.3％，比去年同期下降6％；盗窃大案破案率仅为68％，有的县市只有百分之四五十。

省委常委对造成这种治安局面的原因也作了分析。大家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有些地方把社会治安视为公安部门一家的事情，一些党政领导机关基本上没有管，以致综合治理搞不起来，效果不好；法制不健全，存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情况；实行办案收费提成，罚款减刑免刑的办法，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办案执法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适应不了形势的要求，不仅破案率低，有的甚至参与作案，影响很坏；社会上见义勇为的行动在不少场合得不到支援和保护，造成邪气上升，正气受压。有的同志指出，根本原因是我们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大家都朝钱看，满脑子都在想钱，致使好吃懒做、嫖娼逍遥、偷扒抢劫、贪污贿赂、尔虞我诈等丑恶习气和犯罪行为充斥了各个角落。有的同志激动地说：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败坏党和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的最大失误，现在该是认真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军队思想状况

一九八九年一月，总政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当前部队官兵的现实思想问题尽管多种多样，但大都与利益问题有关。可以说利益问题成为当前军营中普遍关心的焦点，其突出表现是：

一，认为军队利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多年来军费基本没有增加，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他们希望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善武器装备，否则一日有事，将会影响执行战斗任务。

二，认为军队财产和军事设施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可靠保护。近年来，军事设施被群众随意破坏和侵占的事件屡有发生，没有得到有效制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军地之间经济纠纷增多，利益矛盾突出。他们认为，部队要走自我发展的路子，要搞农副业生产和生产经营。

三，认为军队官兵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而有所提高，因此，人心思走的问题也比过去突出了

四，国家对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缺乏稳定的法规性政策，随意性大。安置工作一年不如一年。干部担心政策变，普遍感到迟走不如早走。

五，在军队与地方的交往中，有些群众对军队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减退，关心爱护子弟兵的热情低落。像国家已有明确规定的军属优抚，干部家属随军、就业，伤残人员的安置等政策，具体落实起来困难很大。

一九八九年三月，中央军委办公厅特别就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军官家门化现象进行了调查。报告指出，一九八五年以来，不仅地方部队的军官已基本实现家门化，而且驻地条件较好的野战部队也有不少军官家门化。据某集团军调查，家在营区周围五十公里以内的部队军官约占军官总数的30％，营以下已婚军官中占近三分之一了显而易见，军官家门化解决了军官家庭的一些实际困难，但给部队建设却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带兵人脱离兵的现象日益严重。二是造成军官队伍的松散。三是军官的正常交流调动遇到阻力。四是士兵利益受侵占的现象突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紧急报告。报告称，12月1日、2日，西南交通大学校园内连续发现多张大字报，煽动知识分子起来闹事。其中1日那张题为《一二九告全体臭老九书》，其落款为中华全国十二月联盟，影响面很广。《让民心不古》和《苦闷与呐喊》两篇大字报，更攻击党的领导，并煽动每一个严肃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起来战斗，并要求老一辈支援他们的行动。收到报告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责成中共四川省委采取果断措施，做好各方面工作，确保一二九前后不发生问题

90年代沿海工人生存状况很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产环境很糟糕，工伤、职业病频发，甚至经常发生火灾之类的重大职业灾害。1990年以来，广东省“三资”和乡镇企业火灾损失占全省火灾总损失的一半以 上，1994年1－8月，全省发生火灾869起，死亡133人，伤153人 。1993年11月19日，深圳智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4名工人被烧死；1993年12月13日，福建省高福纺织厂发生火灾，死亡61人；1994年6月 16日，珠海市前山纺织厂发生火灾，死亡93人；1996年，1月1日凌晨3时15分，深圳市胜立圣诞饰品公司发生火灾，死亡19入，受伤37人。 这还只是官方媒体报导和记录的很小一部分。这么多重大职业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厂为了追逐利润，漠视工人生命。同时，国家一味强调招商引资，几乎没 有任何监管。

（2）工资低，实行计件或包月制，克扣、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甚至一年只发一次工资，每月“借给”员工生活费二、三百元不等，年底结算全年工资。这个问题，在建筑行业尤为突出和严重。

（3）超负荷加班，休息少，劳动强度大；管理粗暴，打骂员工的现象普遍。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更是成为一纸空文，几乎没有得到执行

在工人的不断抗争之下，加之经济形势良好，国家被迫制定较高的工资标准，以安抚工人。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05－08年工资有较大增长。可是这些数字并不能说 明工人的物质待遇有了明显改善。任何一个有沿海打工经验的工人都会告诉我们：虽然工资涨了，可是物价涨得更快——每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之前，附近的房租、 快餐，日用品价格就已经涨价了，并且往往超过工资上涨幅度。而且仍然有很多中小规模的工厂，甚至没有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工人的抗争并没有 因为名义工资的提高而停止，而是走向另一个开始……

始于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缓慢而深远的。当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危机而爆发时，中国工人则用脚投票，找不到工作只好被迫返乡——当企业效益不好，开始减少加班的时候，工人就会因为工资低而主动离开工厂；也有一些工厂主动裁员。据笔者09年在深圳某工业区的观察，许多工 厂员工人数减少一半以上。同时，工厂在找人的时候，也相应提高标准，对工人学历、工作经验、能力，甚至个人形象有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危机期间，老板大喊企业寒冬到来，要求政府暂缓实施各项法律，出台优惠政策。例如，香港压铸及铸造业总会会长李远发撰写了公开信《金融海啸政府政策的立场》，要求政府采取措 施——如出口退税应回复05年度水平；停止在未来一年内增加最低工资；暂缓新劳动合同法实施——让劳资双方协力共渡“寒冬”等 。11月6日，东莞市副市长江凌公开表示，为协助中小企度过“寒冬”，东莞市政府向中央及广东省政府建议，放缓《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及最低工资增幅。 同时，人保部表示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09年，全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没有上调

为了应对危机，中央于08年底拨款数万亿用于扩大投资和拉动内需，各地方财政也分头融资，大搞基建，这为返乡的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总数的29%，在这座巨形的“世界工厂”中，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只占墨西哥的1/6和美国的1/40。快速发展和廉价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基本矛盾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让全球各地的工人都在“逐底竞争”的生产博弈中相互斗争，看谁会接受最低的工资和收益，接受最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个博弈中，看起来好像是中国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领域的全球工人设定了“底线”。但是 ，国际资本快速流向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土地，也是为了获得勤劳、熟练、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打工者，他们愿意在糟糕的环境中工作，进行即时生产

为了满足资本的需求，各级政府稍微放松了户口管理，积极协调“剩余劳动力”向新兴城市转移。地方政府在促进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在创建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来满足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需求的过程中，积极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从九十年代开始，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和安徽等省，曾系统地将本省的农村劳动力派往广东。深圳多个工业区的很多工厂都同内陆省份的乡镇保持着紧密联系，这些乡镇必须按照规定数量向外资工厂提供劳动力。

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与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低需求，形成了一种互补的推拉效应，将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工送到城市打工，让他们在这条路上不要回头。在中国，这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策略，形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新工人阶级以及新兴企业家。新兴企业家依靠血汗工厂，以残酷的手段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并且迅速攫取利益。与此同时，国家也从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巨大财富。200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总值的五分之一。但是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代价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人的利益被忽视。政府和私营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工人们则在贫穷的泥潭中挣扎。经济学家姚洋曾经做过计算，GDP中工人收入的比例（包括工资和自由职业的收入）从1990年的60%降到2009年的48%

这种结构性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最低收入标准的设定。跟其他工业国家相比，最低工资的概念在中国更为关键，因为它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打工者。跟西方国家不同，最低工资是用来保护十分之一劳动力的收入不至于落于贫困线以下的。在中国，最低工资几乎成了所有打工者的工资标准

2010年6月，在社会压力下，富士康深圳厂区将工人的基本工资从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在外资企业里，像富士康这样将工资水平提高到法定最低线以上的公司实属罕见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11年年轻打工者的月平均工资仅为1747.87元，城市居民的月平均收入是3046.61元，前者仅为后者的57.4%。造成农村打工者和城市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大多数城市，打工者不能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就算有，工人们也会发现，在更换工作时很难继续享有社会福利。根据法律规定，雇主应为工人提供五险和一金，即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但是,能够享有这种福利体系的工人少之又少